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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《无名之辈》:理想与现实得以缝合

  评《无名之辈》:理想与现实得以缝合
  
  
  原标题:《无名之辈》:理想与现实得以缝合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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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8年年末,几位中青年演员联手上演了一场“有名”大戏,没有“拍案惊奇”的视觉景观,没有不可言说的迷失和压抑,只有接踵而至的生存困境和屡屡败北的突围尝试。《无名之辈》的现实“底色”和荒诞“配色”号准了观众的脉,既描画了小人物的大志向,也打造了梦想成真的瞬间体验。
  
  
  一如片名的“凡尘俗世”气息,《无名之辈》在故事建构上也并不算有新意,“小人物的雄心”弥散在境遇剧和冒险故事中,通过较严密的叙事体营造出熟悉真切的现实面相,是潜在对话,也是深层疗愈。
  
  
  故事母题和叙述进程是一对古老命题,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,由古而今脉络可循。文字文明出现之前,叙事是“类似仪式活动的神圣行为”;文字文明时代,叙事的精神疗效成为后来跨学科研究的对象;现代文化工业的制造者更是意识到幻想叙事的独特功能,好莱坞很早就打出“梦幻工厂”的旗号。时至今日,故事及其叙述方式的学术价值愈加凸显。
  
  
  《无名之辈》集中呈现了看似毫无瓜葛的两组人物,其截然不同的目标诉求和行为逻辑共同支撑起影片的故事结构,一方足不出户,一方走街串巷,分别承载着“禁闭”式的极限境遇和小人物破案的悲喜遭际。
  
  
  “眼镜”胡广生和“大头”李海根的“头盔侠”组合,由农村而城市,梦想着“换一种活法”,决定先通过抢劫手机店而扬名,但在跳窗逃入女主角马嘉旗的家之后,几乎被这个与他们旗鼓完全不相当的女子“绑架”,一番力量悬殊的较量之后,完成彼此的救赎。保安马先勇则是在一地鸡毛的窘境中,执意孤行,承载了紧张滑稽的冒险故事,既是寻枪,也是寻找失去已久的尊严。
  
  
  影片的意义生成,是始于“故事核”的一场能量制衡。创作者对大众生存现实和精神困厄的认知与揣度是影片“故事核”产生的缘由,也是人类学意义上叙事治疗的起点。《无名之辈》的“故事核”是“小人物的雄心”,虽不新颖但具有母题性质。“头盔侠”组合和马先勇都是平凡的大多数,在“骨感”的现实中追寻“丰满”的理想。
  
  
  核心既定,通过何种辐射路径来架构故事?绑匪被“绑”和loser(失败者)断案。
  
  
  绑匪被“绑”。绑匪和人质所处的是“禁闭”式空间:房间和天台,前者是矛盾聚集地,后者是与情节反转相呼应的空间转变。双方关系的渐次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:“眼镜”极力把自己打造成“悍匪头目”,以换取人质的服从和自身的安全,暂居上风——人质求死心切激怒绑匪,双方对峙——人质和媒体的合力夹击导致绑匪身心受困,绑匪被“绑”——三人暴露各自最脆弱的一面,彼此理解,矛盾化解。而制导这变化过程的其实是人性正负能量的博弈,“头盔侠”承载了浮夸的恶与根植的善,善最终胜出;两人与马嘉旗的关系变化体现了毁灭与救赎的古老主题;马氏兄妹呈现的则是宿怨与原谅的日常感动。
  
  
  loser断案。马先勇寻枪是主线,险象环生又夹杂着戏谑成分,冒险故事的最终意旨是身份焦虑。面对队长,祈求承认“我是协警”,是你们的一员;面对女儿,“我是你爸”,你不能改姓;面对老板高明,“我交过首付款”,楼房盖不成要退钱给我。这“三座大山”压来,马先勇软硬兼施,或迎或躲,表现出小人物的真实处境和无奈决断,折射了这个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现实境遇以及力量悬殊的突围尝试。
  
  
  由“故事核”开始的叙事进程,《无名之辈》经过四个阶段、三组能量的明暗交替以及寻找尊严的悲喜征程,共同构成故事的总体走势,符合大众的基本价值取向。观众在影院的特殊“场”效应中,展开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对话,同时也是个体与自我的对话。在这个过程中,意义世界有效召唤,理想与现实得以缝合。
  
  

  无名之辈,承载着善与恶的潜能,其煎熬与突围由现实中不同个体的经历浓缩而成,每个角色都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。英雄遇阻,幻梦成真,成功的叙事便是一次有效的审美疗治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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